我曾经喜欢读小说，现在几乎不读了，真实生活的有趣远胜虚构的，看够了各式人等现实的表演，何必再看纸上的；我也曾经喜欢读杂文，现在也很少读了，不是不想读，而是很少有可读的了，如今是美文时代，匕首和投枪让位于鲜花与鞭炮了。于是转而读随笔。随笔，随笔，随意写来，直抒心怀，不像现在有些大散文，故弄玄虚地堆砌词藻，弄一些豪言壮语吓唬人。

    王梦奎先生是位经济学家，曾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，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，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，参加过党和国家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，早有《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研究》《我看中国经济》《王梦奎九十年代文选》，以及六卷本《王梦奎文存》问世，最近又有《王梦奎随笔》出版（文汇出版社2005年8月版）。

    王梦奎自称是“经济学家为主的杂家”，读书写作是八小时以外的“余情或者余事”，涉猎宽泛，知识渊博。在读契诃夫《打赌》一文中，他写到，“文革”中在“学期”比读本科还长的“五七”干校，文学、哲学、历史、杂著，能借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，特别是“有关太平天国的书能找到的都读了”。读了权延赤、黄丽娜的《天道——周惠与庐山会议》一书，他提出关于逮捕“四人帮”一则记述的疑问。而《〈走过菜市口〉辨正》一文，则是指出李国文所记几个中外历史事件时间有误。

王梦奎先生有多篇随笔记叙师长。他写经济学一代宗师陈岱孙，“学贯中西，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，对西方经济学说有精湛研究，新中国成立后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，他的论著，无论篇幅长短，无论何种体裁，都表现出风范，给人以博大精深、总揽全局而又驾轻就熟之感”，“他的讲课简直是一种艺术，语言表达干净利落，没有多余的话，而且总是提前几分钟讲完”，深受同学欢迎。陈先生“衣履整洁，不苟言笑，行走目不旁视，典型的教授派头”，“在新中国成立后‘左'的错误时期，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自然不免陷于困境，他面对不公正待遇而能泰然处之，洁身自好，宁肯沉默而未尝作违心之论。”改革开放以后，陈岱孙先生虽然年事已高，事业却又进入新的境界，在暮年焕发了青春。“这是足堪沉思和效法的”。

    在北大读书时，王梦奎曾听过樊弘先生讲授西方经济学。“他一直以左派自许，据说解放前夕曾动员他加入九三学社，他说自己是无产阶级，不能参加资产阶级的组织。后虽然因唯心主义而受到批判，仍然努力追随时代潮流，批判马寅初和批判陆平都写过大字报，但终不免因‘右'而坎坷，1959年被指责为右倾而受到批判”，“‘文革'中不仅被批判为‘资产阶级学术权威'，而且被指为‘反共分子'——根据竟是从带有鲜明左倾政治色彩的《两条路》一书中断章取义地摘录的片言只语。他受到严重冲击，并被开除党籍”。“文革”中“批判大会喊‘打倒樊弘'时，他挣扎着抬起头，高呼：‘樊弘不能打倒！'”曾经质疑樊弘为什么能入党的、老资格的革命家和哲学教育家杨献珍，在批判樊弘不到十年后，受到了比批樊弘更严重得多的批判，身陷囹圄多年。非常有讽刺意味的是，“在开初的批判中，樊弘几年前所讲的那些简单朴素并不深奥的话，已被人们作为正面道理说起”。对这位饱经坷坎的老师，王梦奎给以公正的评价：“樊先生教学认真，对学生很热情，常亲到学生宿舍辅导学生。我当时翻译《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观学派》一书，是他向人民出版社推荐的。他说，‘诗从放屁始，文从胡说来'，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和鼓舞。我现在还经常拿他的这句话来鼓励年轻人。”王梦奎从“干校”回来，还专程登门拜望。

他称胡绳为领导和老师。 1964年，王梦奎从北大毕业后分配到红旗杂志社，胡绳是副总编辑。1969年同下放到“五七”干校，所以又是“同学”。“有一次我问：哪一部关于中国历史的书可读？他说，邓之诚的《中华两千年史》。在当时整天‘突出政治'和‘革命大批判'的情况下，敢于做出这样的回答，是需要有科学精神和勇气的”，“胡绳当时还没有‘解放'，已经在酝酿史学巨著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》的写作了。”“在当时‘左'的路线甚嚣尘上，许多人迷惘困惑，有的人甚至随波逐流的条件下，这部著作没有受到‘左'的影响，充分证明胡绳同志是具有高度科学精神的严肃的学者”，“我从他身上看到了希望，克服当时存在的消极悲观情绪，利用那几年的空闲时间读了一些书”。王梦奎还写道，“文革”初期，胡因为参与“二月提纲”的起草而受到牵连，处境危艰。“他沉默而冷静，不论口号多么响，压力多么大，从未说过违背事实的话。中国共产党‘九大'召开时，工宣队要他交代反毛泽东思想的‘罪行'，他写了一篇对‘八大'历史地位认识的理论性文章搪塞应付过去。追查反对陈伯达的所谓流言蜚语，他说都是些生活琐事，不便写。结果，那些如实交代的人都被陈伯达记恨在心，说是整他的黑材料，追查所谓的‘敌档'，受到迫害。胡绳同志在恶劣的环境中机智地保护了自己，说明他是一个有政治经验的人，一个大智若愚的人。”

一位是宁肯沉默而不作违心之论，一位是“高喊不能打倒”，一位是有政治经验大智若愚，三位老师三种性格，三种不同的命运，这大概是善良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。读王梦奎先生随心所欲写的文章，读到了他对老师的尊敬之心，这大概是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德。在急功近利的当下，“一阔脸就变”，这种美德尤为可贵，虽然“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”。